看了这么多年的预测，关于预测我觉得它最准的就是不准。

　　让我最高兴的是，因为有了当当，那些本来不看书的人也开始看书了。

　　我对这个时代的爱就是它的速度和那种正面的力量，比较怕我们走得比较快的时候把一群人甩下了。

　　互联网神化破灭时的孤独

　　本报记者：从99年创业到现在，你觉得最困难的阶段是什么时候？

　　俞渝：不能用最来形容，因为做企业困难天天都有，问题天天都有，克服一个问题可能会蹦出十个问题，每天都要去面对新的东西。所以我觉得毅力很重要，坚定也很重要，你不能烦这个事情，你就得像一个浙江木匠一样，每天在雕琢这个东西，雕琢到晚上十二点，第二天早上醒来后还要继续去雕琢，慢慢地，一个好的作品才会出来。写一篇好的文章，出一部好的作品，做一个好的公司，都需要有这种坚定。

　　我觉得比较孤独的时候是在2001、2002年，所谓互联网神化破灭的时候，那时候很孤独，我爸妈都不知道我在干嘛，我去招募员工，我得一直跟人家解释为什么要成立当当，有理没处说，那时其实业务没有受影响，一直在增长，我记得那时候《南方周末》有篇文章叫《走下神坛的互联网》，里面还把我给列上了。我很纳闷，我还没走上神坛呢，怎么就宣布我走下神坛了？我觉得做公司会经常有困难，能不能做成，能不能做好，需要数年如一日地面对和解决这些困难，都有灰心丧气的时候，但之后，还要去解决这些问题。

　　本报记者：到什么时候感觉自己已经是个成功企业家了？

　　俞渝：对我来讲，我知道我的工作像个跳高运动员似的，你跳过了两米三还有两米三五，跳过了两米三五还有两米四，最后一个高度肯定是我冲不上去的，但肯定会有比我更年轻的，比我更有闯劲的人往上冲。我觉得很多做企业的人，起码我是这样，一个很大的动力是缘于我的不满意和不满足，对自己的不满足，对产品的不满意，这种看到不满意，想把这种不满意变成满意，是一种很大的动力。

　　本报记者：在生活中，是不是也是这样一个永不满足的完美主义者？

　　俞渝：曾经是过。20多岁的时候看到什么就挑剔什么，越到五星级饭店越能挑出刺来，后来就不是了，生活上会越来越随意，越来越容易满足，可能是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越来越成熟了，或者所有的精力都耗在工作上了，已经没有精力去挑剔了。对生活妥协的地方更多了一些。

　　做女性管理者是件占便宜的事

　　本报记者：近年来获了不少奖，包括女性方面的、职业方面的，作为一个女性的管理者，如果让你说一下总的获奖感受，那会是什么？

　　俞渝：从获奖本身来说，做女性管理者是件特占便宜的事，我可以和一个男性管理者做同样的业绩，但我得到的社会承认和褒奖会比一个男性多，这纯粹是因为沾了性别的光，因为女性做到高层和管理者的数量少。就像选人大或政协委员似的，得有来自各界的代表，这一点我没法否认。如果一个男性坐在我这个位置上，他可能没有我这么多的褒奖，这个对于我和当当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。因为做一个公司，都希望大家知道它，知道当当，知道当当的书、书评、影碟，这样我们得到了很多很好的宣传，这是一个原因。还有一个原因，当当从99年底到现在，这么多年也积累了很多用户，随便到一个圈子里去，总能够碰到当当的用户，当这个顾客群越滚越大的时候，它形成的影像力是很大的。

　　本报记者：当初创业时有没有想过公司会在哪年实现盈利？当当网的盈利预期是什么？

　　俞渝：刚开始做的时候也不知道这事有多难，属于无知者无畏，出书的不知道书发到哪里，买书的愁找不到好书，所以我就想做一个店，对买书的和卖书的都很有用，这是最开始一个很简单的也很朴素的想法。做公司肯定都想盈利，07年最后这个季度做到盈利了，我现在更追求的是规模。我知道如果当当现缩小某方面的支出来获得一些事情，实现盈利我是可以立即看到的，我现在想做更大的投入是在于顾客的体验，因为二线、三线的顾客发展很快，现在新疆的顾客还需要从北京把东西运过去，他得到的速度会慢一些，湖南的顾客也是通过北京来满足，我就想我们广州的物流中心是不是要扩大，这样的话广州可以更好地去服务湖南，湖南的顾客得到的速度会比从北京得到的速度要快。

　　做一个全国品牌是一件很难的事情，当当做到了这一点，做到了让顾客信任，敢在网上花钱，敢在当当网上消费，这是件很难的事情，但当当做到了。这个架子搭得这么好，我就想把这个架子搭得更大一些，更有规模，这样顾客也会有更多的选择，团队也有更大的空间，而且竞争门槛可以更高。

　　我们的决定是，先上规模，而后盈利。根据规划，当当网今年的销售目标是15亿码洋。差不多销售码洋达到二三十亿即可实现盈利。2009年大约就可以盈亏平衡，甚至略有盈余了。实现盈利以后，就可以准备纳斯达克上市的工作了。

　　本报记者：这意味着需要更多的资金投入，在一个关于08年的行业预测里有一个说法，说如果08年当当还不能上市的话，可能会给卓越等随后的网站一些超越的机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