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报记者：如果让你在家庭和事业中二选一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是不是会更倾向于选择家庭？

　　俞渝：我不知道，这种假如的问题特难回答。没有太多的遗憾和后悔，都是往前走，我一碰到这种假如的问题后，就不知道从哪讲起。还是比较满意现在的状态，没有想过要改变现在的状态。

　　生活之怕：对弱势群体的不公平

　　本报记者：具体到当当来说，你把它的将来设想成什么样子？

　　俞渝：我只知道当当对全国的读者来说越来越重要，很多人即便不在当当买东西，他也通过当当来决定自己要在当地的店里买什么。还有很多出版人也在逛当当，看有哪些同类的东西，通过看评价来决定他们下一步的策划。我觉得在卖好东西的同时，当当有很多功能要加，那我们就一个一个往上加。

　　本报记者：当你有一天发现有一类商品比图书卖得好，会不会考虑把图书当成当当的一个附属品，而把其他类商品作为当当的主打类商品？有没有图书情节？

　　俞渝：如果有其他类商品在当当比书卖得好，我会很高兴，但当当会一直把书做好。因为顾客需要这个，当当也会做这个。就像你跟大董烤鸭说，你海参卖得很好了，大董别卖烤鸭了，你问大董干不干？大董肯定不干。因为大家认大董，它别的菜品卖得也很好，但它的烤鸭做得是最好的。今后当当精神支柱类的东西还会是图书。

　　本报记者：你最喜欢当当的客户对当当的评价来自哪些方面的东西？是来得最快，折扣最低，还是其他方面？哪种说法让你最有成就感？

　　俞渝：让我最高兴的是，因为有了当当，那些本来不看书的人也开始看书了。因为忙人的时间就这么多，当他有时间的时候书店已经关门了。但阅读和看书是提高生活品质的一个非常好的办法，经过一天的烦恼，回家翻几页书，你就安静和平和下来了，或者是给了我一个新的想法，一个好的菜谱，一个小幽默等，看书是非常好的提高我们生活品质的东西。但这些东西在没有当当之前，受众更窄，我觉得能给大家带来这种满足和快乐，是我最大的满足。

　　我没有想是不是人类的禁锢或者是什么东西，我看到可能是我喜欢一个好东西，想让更多的人喜欢，比如我非常喜欢彼得杜拉克的自传《一个旁观者的自白》，我看这本书的时候是十几年之前，像这样一个东西十几年之后又有人买，又有人说他好，我觉得很好，因为它里面讲的每一个故事都栩栩如生，文笔也非常好，这种好东西能够和别人分享，而且这种分享来自于四面八方，来自于我们相识的人，这种满足感是很大的，是让我很高兴的一件事情。

　　本报记者：刘小枫有本书叫《我们这代人的爱和怕》，你们这代企业家心中的恐惧和爱是什么？

　　俞渝：我对这个时代的爱就是它的速度和那种正面的力量。速度，你说我们家门前的这条路说铺，转眼就铺好了。我去德国参加法兰克福图书展，我住的那个旅馆，头一年去的时候在修，第二年去的时候还在修。还有，在这个时代，大家看到一个什么东西好，大家会努力地去学，努力地去吸收、超越，这种东西我最爱，让我觉得在中国生活很大程度上比在美国愉快。说到怕，我会比较怕我们走得比较快的时候把一群人甩下了，对弱势群体的不公平，九年义务教育是否大家都能享受到？能否普及到12年？能否有更多的人有保障？现在这个年代挺好的，大家都得到了改善，只是改善的程度不同，我最担心我们会因为太快而甩下了一批人，那些人完全没有得到改善，那些是很可怕的。